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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 贺越明：特殊年代"曾山案"的来龙去脉

贺越明新三界 2019-08-29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原题

史事余波的耐人寻味之处

——《抗战末期南京日军总部

与中共的绝密谈判》补正

作者：贺越明

经盛鸿先生刊于二〇一六年年六月号《传记文学》（总六五0期）的长文《抗战末期南京日军总部与中共的绝密谈判》，爬梳钩沉，脉络清晰，大体说明了这一历史事件是在何种背景下发生、双方哪些人参与、过程持续多久以及最后结果如何，已可初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该文在厘清这桩发生于一九四五年间的事件后，还讲述了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因这一陈年旧事而引发查阅曾山档案的后续故事，谓之“耐人寻味的史事余波”。性质不同的史事与余波，时间相距二十多年，像有草蛇灰线蛰伏和牵引，又似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结为因果之缘。不过，后续故事也留下某些启人疑惑之处。若说“耐人寻味”，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可探究和补充，以期增加和深化读者对有关人与事的认知。

是谁供出旧年机密？

廿年前的隐秘事件之所以会在一九六七年泛起余波，如经盛鸿先生文中援引：“十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孙宇亭：《“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北京，《人民公安》二〇〇一年十二期）。这是“余波”亦即后续风波的由头。从中可以推定，“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是始作俑者。那么，向造反派提供了旧年机密的“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是何许人也？

当事人孙宇亭发表于二〇〇一年的回忆文章没有明言，近十年后文史学者丁东撰写的《“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北京，《文史参考》二〇一一年十四期）一文写道：“一九六七年十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原来，正是日本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中共秘密谈判的这位牵线人，成为造反派利用的人证，导致曾山一度蒙上“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污名，几乎断送政治生命。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纪纲对此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事实上，纪纲从头到尾穿针引线，在日本军方与新四军接洽中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发挥了无人替代的作用。追溯起来，此人的经历远比已刊长文的介绍更复杂，某些阶段的表现也更多面。事件的发生和余波的泛起都与他有关，亦不为无因。

纪纲，本名李鸿宝，曾用名李德生、李善亭、李爱民等，一九〇二年生于山东省沂水县人七区埠前村（今诸葛镇埠前村）一个小地主家庭。他九岁入私塾，二十岁起接受北京中医研究院函授教育，为期三年，后去安东省七道沟东华大药房工作，学会诊病开药的本事。约在一九二七年，他受当地中共党员亦是远亲的李清漪引导，加入了中共组织。一九三六年春，他因身份暴露在家乡难以立足，听从组织的指示，于三月中旬到上海接受新的工作，成为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九年改为中央社会部）属下上海情报科的一员，化名李德生。根据上级安排，他在南市王医马弄八号开设“国医李德生诊所”，实际经营一个收集和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全面抗战爆发后，以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满洲”、南京伪政权的情报为主。其间，由组织安排与同为地下情报人员的张鸣先成婚。一九三七年秋，他参与上海情报科的负责工作，第二年底升为该科负责人之一。一九四0年，上海情报科派到“伪都”南京的小组需人领导，他于四月赴宁任组长。与上海时期相仿，他在洪武路小火瓦巷长治里一号开设“世传中医李德生”诊所，主管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该小组成员中，既有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西里龙夫，也有汪伪背景的中华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陈一峰，还有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日文翻译和秘书汪锦元，活动能量大，各种渠道多，屡屡成功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仅发往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窑洞，还抵达莫斯科苏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案头，可谓功绩彪炳。

可是好景不长，日本内务省辖下的特别高等警察课从破获潜伏东京的苏军情报机构派遣的佐尔格小组入手，顺藤摸瓜，派员到中国逮捕了与该组重要成员尾崎秀实联系密切的日籍中共情报人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人，又根据他们的口供对与之相关的中共上海情报科及南京组全力搜捕。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李德生及小组成员大部被抓。因案情重大，他和主要成员汪锦元、陈一峰两个月后被押往东京审理。从该年九月三十日至翌年一月二十七日，李德生先后在东京刑事地方裁判所、东京拘留所等处，由侦办此案的特高第一课提审十六次。据一九八二年在日本公布的《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披载，他在审讯时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和手法以及所获各项情报内容，供述事无巨细，十分详尽。显然，李德生在严刑逼供下显露出软弱的一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学者细读这份讯问记录后评述：“李德生在第十六次讯问中表示‘悔过’，从他在讯问中的‘配合’和自述被捕后的‘思想转变’看，他的表示应该不是故作狡狯；而从他所供出的重要内情对上海情报科可能造成的毁灭性损失看，李德生的行为按以往的标准除了所谓‘变节’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释。”（程兆奇：《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上海，《史林》二〇〇五年五期）尽管李德生的供词有“悔悟”之意，但特高课认为此案“危害绝大”，对东京法院量刑的建议是“严重处断”，他还是被判无期徒刑。一同被判无期徒刑的，还有汪锦元和陈一峰。

由于汪锦元此前在汪精卫身边工作时表现得勤勉尽心，深得汪妻陈璧君的信任，视同家人，她力促汪精卫出面向日方说项将汪等三人遣送回国，终使他们于一九四三年七月被押回，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到一九四五年五月，驻华日军总司令部打算派人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接洽，征询汪锦元、陈一峰的意向时均遭拒绝，而李德生表示愿意前往。于是，他便在这一秘而不宣的事件中成了重要的当事人。

曾山何以差一点蒙冤？

李德生潜伏在上海、南京时，先后亮出大名挂牌行医，被捕后也用这名字，监禁中更不可能改名换姓，所以他去新四军根据地时不太可能用“纪纲”这名字。他本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成员，先后受徐强、刘少文和吴纪光领导，再上面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要核实其真实身份并不难，“李德生”三个字本身即是证明。

有关当年南京日军总司令部与新四军的联络、沟通之事，另一位当事人扬帆有着清晰的回忆：最初叫他接待李德生并核实其身份的，是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代理政委饶漱石；稍后奉命与日军来人面谈的，首席代表是时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其他代表是时任新四军保卫部部长梁国斌和中共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以后，扬帆又和李德生、张鸣先夫妇一道去过南京，试图与日军总司令部接洽有关受降事宜。（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扬帆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也就是说，与日方人员接触过的人中并不包括曾山。但是，时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不会是局外人，应该既在领导层面参与决策，又负责以电报向延安的党中央汇报；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山档案风波了。问题在于：二十多年后，曾山何以会被说成“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需回溯和解读李德生以后的经历和遭遇。

李德生被日方从牢里释放去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接洽，不仅获得了自由，还通过党内组织审查，于一九四五年六月重新加入中共。大概从这个时候起，他改名为纪纲。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军部奉命北上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饶漱石指派他到军区情报处，转而从事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从一九四六年初起，他担任山东军区情报处驻济南办事处主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从各处物色并培训情报人员，再派遣打入国军内部。三年国共内战期间，他领导使用内线，搜集情报，策反敌军，颇有斩获。举其荧荧大者，一是国军总参谋长办公室机要参谋聂岳撼提供全国陆军战斗序列、总参谋长陈诚视察东北的重要数据、陆海空军一九四七年总结及一九四八年作战计划等绝密情报；二是发展国军联勤总部中校供应科长洪承武为内线，在淮海战役中拖延空军空投二十万只防毒面具，致使被包围的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不能施放毒气突围；三是从山东大学英文班选调派遣王耀华，由王发展国军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少校参谋陆迪钧为内线，通过陆的引荐结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又经张介绍共军代表朱林与另一位副司令何基沣晤谈，最后促成张、何率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的三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人战场起义，为围歼国军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机；四是派出情报人员倪锋组织“福建青年解放军”，在解放军进逼之前与福州市市长何震谈判，并井然有序地组织群众迎接大军进城；五是派遣国军郝鹏举的部属张正平回长春开设粮店，通过供应粮食结交被困城里的各部守军，向解放军源源不断提供情报，为打下长春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纲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底参与接管济南，第二年出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处长；一九五〇年奉调北京，担任政务院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一九五一年调到内务部，先后任社会司副司长、司长和救济司司长。一九五三年夏秋之交，中共高层发生建政后第一次重大政争，一年后以高岗、饶漱石被定为“反党联盟”进入尾声。在对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清算时为罗织罪名，先是一九五四年年底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被拘受审，要他交代饶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时包庇大批国民党反正特务、变节分子的罪错；后是一九五五年三月潘汉年在京参加全国党代会时交代一九四三年初曾与汪精卫会面之事，随即被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下令逮捕。随后，审查“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各地受牵连者据称达七百人之多！过去与饶、潘、扬三人均有工作关系的纪纲也难逃此劫，于一九五五年被撤职关押受审，开除党籍；一九六五年，再被定为反革命罪，罪状是“叛变投敌”，证据就是被日军释放出狱，由此获刑十二年。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已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罪犯”。

曾山的经历全然不同，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斗争，以后当过赣西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红军北上长征后，他留在江西打游击。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又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等职。一九四八年九月，主持济南市财经接管工作，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建政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纺织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改任内务部部长。从他的经历来看，与纪纲在接管济南时有过交集，而他到任内务部部长时后者已被逮捕入狱，彼此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应该不会有个人恩怨。

然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除了铲除背离其执政路线的党内主要政敌及其追随者，还在于利用群众运动整肃党政干部尤其高级官员，通过清洗官场吐故纳新，继续引领民众打造一个其理想中的新型社会。所以，各地造反派在运动初期无不怀疑并审查各级干部，而由于对人对事的看法不同，往往分成两派或更多派别。曾供职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孙宇亭忆述：“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四百零二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九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可见，这场批斗对曾山的打击很大。孙宇亭将情况报告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严又电话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获谢的报告后，要求内务办公室以中央名义起草文件，并口述了内容。孙按照严的布置，拟写了《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再报送周恩来签发。九月二十七日一早，严带着孙向造反派传达了指示：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这个明确保护曾山的指示传达后，内务部一时平静下来。（孙宇亭：《“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北京，《人民公安》二〇〇一年十二期）但“革联”这一派不会罢休，应是采取了当时普遍的内查外调方式，希图从中发现足以打倒曾山的历史污点。由于曾山从未被捕过，只能把调查的题目和范围扩大。基于这种背景和动机，外调人员找到其时监禁在山东省聊城城关一个院子里的纪纲，获得了所谓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不知纪纲当时是否受到威逼、有无被诱供，也不知其原话和笔录究竟怎样、有无出入，但“接触”二字本身很含糊，虽然可表示直接联系，却又可视为间接沟通，端看这个词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对于一心要打倒曾山的造反派“革联”，这就是知情人提供的一项有力证据，无疑如获至宝。曾山还算幸运，如果没有档案馆里他早年签署发给党中央的电文，而那些电文上又有毛泽东等人圈阅后的签名，证明那段特殊的“接触”是事前事后报告过中央的，属于奉命行事，仅凭那句“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证言，在头脑简单的造反派眼里，他便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特务”和“汉奸”，非被斗垮打倒不可，甚至有可能为此赔上性命。

哪位中央负责同志要追查？

纪纲提供历史上曾山曾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之所以会酿成一个事件，是因为当时为了解和澄清历史事实，经严佑民、谢富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孙宇亭和同事赵雪瀛前往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早年华中局给党中央的电文，但在查阅过程中有违禁忌地作了摘抄，因此惊动层峰惹下了大祸。据孙宇亭的回忆文字所载：

十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胡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孙宇亭：《“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北京，《人民公安》二〇〇一年十二期）

正是在这位中央负责同志“要追查”的压力下，孙宇亭检讨后仍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而就在谢富治、汪东兴等人对他进行审问，要他进一步承担责任之时，严佑民主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结果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严被关进专门羁押政治要犯的秦城监狱，四年半后才获释，复职工作（孙宇亭：《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载严佑民：《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北京，群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版）。

那么，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那么大的政治分量，一言九鼎，不仅叫下属每人写出检讨报送中央，还让有关人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更使一位内务办副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为此坐监？上述孙宇亭的回忆没有写出那位中央负责同志的名字，姑且算是第一种说法。

请看第二种说法：“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胡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丁东：《“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北京，《文史参考》二〇一一年十四期）这个文本与第一种说法几无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显然作者无意探究那位中央负责同志究竟是谁。

再看第三种说法：“‘文革’起来后，内务部群众分两派，一派要打倒内务部部长曾山，一派要保护。一九六七年十月，为了保护曾三（应为曾山，原文有误——引者注），要查清他的历史，经谢富治、康生等批准，派科长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但没有让他抄回来，他自作主张抄了回来，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的电报。这件事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四月版，一〇九页）这段文字据作者引注，是参考附录孙宇亭文章《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的严佑民回忆录《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其中，将以往所说的批准人之一汪东兴改为康生，不知依据何在。最蹊跷的是，此处干脆把政治压力的来源完全隐去。如此一来，孙宇亭究竟被谁“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似乎变得无关紧要而不必考究了。

上述三种说法有个共同特征或曰目的，就是遮掩那位“中央负责同志”，不光隐去姓名，到后来还掩盖了他在事件中的存在和作用。谢富治“没有说”、严佑民“猜不透”的那位“中央负责同志”究竟是何方神圣？似乎成了一个谜，实在令人好奇。其实，综合所有的叙述，只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这个“中央负责同志”之谜并不难解：一是他的地位和权威要高于谢富治但又属于“中央负责同志”；二是他不是迄今为止被中共列入另册的已故中央领导人；三是他应预先知道查阅有关曾山档案之事。

不妨逐次比对这些条件。谢富治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位高权重，兼职甚多，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在军队，是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在地方，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因此，比他地位高、权力大的至少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一九五六年九月底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产生，以及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增补的政治局成员为限，一九六六年中期文革开始后有的罢免，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贺龙；有的边缘化，如朱德、陈云、陈毅；有的闲置，如董必武、刘伯承。在位掌权的屈指可数：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其中，毛泽东是领袖人物，林彪是副统帅，地位尊崇高于“中央负责同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权限军方，李富春、李先念只管经济，陈伯达掌理文革小组，而可以过问阅抄曾山档案一事的，仅有周恩来、康生二人。不过，康生已在一九八〇年十月被中共中央发文开除党籍，还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裁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沦至受鞭尸的下场。如果当年是他提出“要追查”，后来撰写这段史事正可给他添加迫害下属的事证，说明此人不讲法制、没有人性，而完全不必有任何隐讳。可见，那位“中央负责同志”绝非康生。推断下来，惟有周恩来符合这一身份。

按照孙宇亭的回忆，周恩来最初接到有关内务部造反派批斗曾山的报告后，就口授指示形成文件予以传达。他要保护曾山不再被斗，自会关注后续情况，而看到上报的查档报告竟有从电文中摘抄的内容，必定感到震惊和担忧。须知那是极其敏感的最高机密，一旦泄露出去让人知悉中共历史上曾派员与日寇有过接触，与一贯宣传的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口径大相径庭，岂不使党的形象一落千丈而大为受损？他震怒之下“说这是政治上胡涂，要追查”，当属情理中事，因为要惩戒当事人并警示知情者。为此，不惜让一位副部长遭受牢狱之灾。试想：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岂会不知道是谁下令让他坐牢的？即使假定他当年事发时一时“猜不透”，晚年自述回忆生平前早该明白了。他坚持不说出真相，反而使主事者昭然若揭。

虽然这一余波事件已过去三四十年之久，但无论当事人回忆还是文史学者或党史专家写及此事，既要叙述那些无法回避的史实，又要遮蔽其中周恩来的负面举措，以免有损于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就只能“为尊者讳”，一再用“中央负责同志”模糊指代。真是耐人寻味啊！

贺越明读本